大山之晨

标签： 灾区公款游  官不畏民自逍遥 

    《中国青年报》的记者肖湘，在7月5日报道了另一位记者的“心情”与叙述：在媒体当时政记者的朋友随地方领导赴四川地震灾区慰问回来后，既无奈又气愤地向笔者诉苦说，“每当面对朋友和同事关爱的目光与亲切的问候时，我如坐针毡，内心痛楚不安。”

    让当事记者感到痛苦的，是“地方领导赴地震灾区慰问被异化为公款灾区游”这一现象。“当灾区群众物质生活条件相对艰苦，援建施工人员日以继夜奋斗时，赴川慰问的某地方领导一行，却轻松自在地在星级宾馆、酒店，吃山珍、喝好酒，好像置地震灾区于千里之外”。“他们一行虽然去了地震重灾区，却都是‘蜻蜓点水’、‘走马观花’，坐在中巴车里隔着车窗在灾区转了一圈就打道回城，同行的电视台记者只能透着车窗扫几个现场镜头交差。”

    无奈又气愤的随行记者向在“国家级媒体”就职的同行诉说，也激怒了同行的媒体人，于是中青报发了这篇“隔山打牛式”的新闻稿，将地方记者的无奈变成了一点“有奈”。那种豪华的“公款灾区游”，恐怕是进入谁的视听谁都会怒上心头。曝光与鞭笞这种现象，正是反映民心正气、捍卫基本公理原则的作为；记者和媒体，于此显示良心与责任感尚存。

    让那位记者痛苦的事，在“某地方领导一行”那里却是完全正常的事，或许还是全无察觉的事。这里，人员素质或“觉悟”的高低层次似乎“颠倒”了。由于职责、任务的规定，“地方领导”尤其是带队领导，本应是在此次活动中最有责任感的人。而现实却是，这些职高名重的一方精英人士，毫无压力又毫无心肝，竟然能够达到“身在灾区，享受乐土”的境界。灾区景象不可谓不惨，灾区信息不可谓不哀，即使如此，“地方领导一行”仍悠哉游哉其乐融融。在特殊时期、特殊地点是这样，在灾区之外，在自己那“一亩三分地”，他们平时的工作与生活作风又如何？可想而知，一想便知。

    习惯了。轻松与豪华，舒服与“乐观”，对他们成了“自然”。不以他人、国民境遇为转移的惯习和心态，使他们察觉不到在苦难中的逍遥有什么不妥。他们在灾区心安理得地享受，天然地认为“我们就该这样，我们就是这个级别的待遇”。

    不包括二三十名地方公务员赴川数日的间接成本，去慰问灾区群众和地方援建施工队伍的那“领导一行”，花费往返机票、宾馆、酒店的住宿费用大约二、三十万元，他们带去的慰问金，远远低于这次慰问活动的费用开支。可见，他们原本并没有为灾区和施工队伍做什么实事的初衷；如果他们追求实效的话，怎么会产生这种得不偿失的开支状况呢？他们其实是单纯“讲政治”的，他们除了要一个“我去了”的宣传，要宣传带来的“忽悠效果”，别的事都没放在心上。

    这些“干虚事”的人花费这么大，把他们放在哪里，哪里就是灾区。

    不由让我想到那些我接触过的个人志愿者，那些对灾民慷慨大方而对自己吝啬小气的可敬的人们。他们花自己的钱为灾民办事，买最需要的物资，往最偏僻、最危险的地方去，扎扎实实兢兢业业一天都不虚度。就这样，没有后勤支援和外界关注的他们，还总是怀抱做事太少的愧疚之心。和“久经考验的”、受到很多政治教育的“地方领导一行相比”，人品与精神境地有云泥之别。那“一行”，连给个人志愿者们提鞋都不配！

    许多官员逍遥成习惯，原因是没人能阻止和“攻击“他们。不存在能叫他们产生畏惧和忧患意识的人群，才会放纵成“没良心逍遥”。自己常喊“加强监督”、“欢迎监督”，没有用处。公众不傻，都知道在民权缺位的情况下，那种信誓旦旦的表示根本就不值一顾。

    “诉苦”的记者是匿名的；究竟是哪里的“地方领导一行”，不告诉我们。明说了就是祸，记者不敢说出来，作为“国家级”的中青报为了保护当事人也不能说。大家都怕的人，没有不逍遥自在的任何理由。

    “官威可畏”，乃当今中国一基本常识；民威一日不立，官员则自由逍遥一日。回头再看中青报对此事件的报道特点，问题症结所在及其解决途径已隐含其中。